2015年5月10日，台湾佛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文化大学历史系博士班李纪祥先生应我院邀请，到校讲学。11-13日，李教授在主楼1020室做了三场学术报告。历史学院、宋史研究中心、文学院及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们聆听了报告，报告会现场座无虚席。
李教授的第一讲，题为《由“子”之“史”考》。报告以“司马迁究竟写了哪本书”“司马迁为何要写‘成一家之言’”等问题展开。他指出，“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史官之记”，后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第二讲《以“汉”为“书”——班固笔下的“一代”与“始末”》通过展示各个时期的世界地图，介绍了从古代到现在，不同文明、不同团体对世界地图的描绘手段的演化过程，解构了“西方世界”被认定是“西方”，亚洲之所以被认为是“东方”的历史过程。第三讲题为《西狩获麟：之末与书写之始》。李教授开篇即提出问题：作为“阅读者”的“阅读”而存在的“春秋之末条”，是否便是“书写者”的“书写”之“停笔”处？他指出，后世的《春秋》经传为合成本。我们阅读时应以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及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三部经典为底本。随后，李教授详细阐述了他对于“西狩获麟”的三种解释。
李教授的报告逻辑缜密，考证精详，发人深省。每次报告结束后，李教授还就史学研究的相关问题与在座的师生进行互动，报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李教授的系列讲座，极大地开阔了师生的学术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