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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鲁迅先生

栏目:历史人物 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09-5-9 19:53:26] 作者:历史学院 点击:3043

  

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终其一生都为追求人的解放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解放而奋斗;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又终其一生都努力恪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鲁迅的人学思想及个性主义,体现于他自觉而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封建主义精神:要追求人、知识者、自身的解放,就意味着要打破一切束缚人的既定的陈旧规则和观念,打破一切的封建主义;也意味着个性的张扬,人格的独立,使人成为一个现代的独立的人鲁迅纪念馆 

人学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他在探索强国之道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探索人的问题,并开始探讨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据许寿裳回忆说,1902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病根何在。鲁迅的答案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这些问题是本世纪初鲁迅他们一代人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鲁迅终生奋斗的出发点。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鲁迅愈来愈敏感地发现当时先进中国人到日本学习“脱亚入欧”的偏颇,并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康梁维新思想以及孕育中的民主共和思想以及“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思想产生怀疑与否定:“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指出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之流于物质与制度这些表层的东西而不知西方精神之所在;他又说:“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虽然“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但如果任物质主义发展到极端,“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就会产生严重的弊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之不置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起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

鲁迅在怀疑和否定当时的主流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的立人思想,并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来达到“立人”→“立国”的目的。他在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里就很明确地提出了他的立人的主张:“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底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然而中国之衰,根抵也在人。只要国民性不变,中国人即使身体强壮,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即使掌握了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拿去向弱者示威;即使进行政治革命,也不过是在原来的瓦砾场上修补老例。因此,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也不在变法维新或者暴力革命,而在于启蒙立人。因此,他主张解放人的思想,张扬人的个性,并且反对“庸众”对先觉者的压制,要“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而“庸众”“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因此,只有全国人民的思想都解放了,成为“世界人”、现代人,国家才能逐渐强大起来。鲁迅的这种思想,显然是相当超前而独异于主流思想的,因而也就从“大群”中分离出来,将自己边缘化了。

循着这“立人”的方向,鲁迅不断地指出中国的“非人”。在《狂人日记》里,鲁迅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来:“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又说中国的历史其实就只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且中国人互相奴役,互相“吃”:中国的古圣们“早以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地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而且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束缚之下,人的精神个性被严重地压抑着,一切都要服从于封建的道德规范。这就是中国的情况。在封建主义依然大行其道的中国,其社会秩序就是“以尊者、长者为本位”以及“社会本体主义”。而这种“以尊者、长者为本位”以及“社会本体主义”的封建专职主义与鲁迅的“立人”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因此,鲁迅大声疾呼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并且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而提出“幼者、弱者、下者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从解放儿童和青少年等新一代人入手,提出“救救孩子!”;而要解放新一代人,就要先改革家庭:“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此外,鲁迅在其许多文章中也从各个方面阐述其“立人”的理想,并对于各种封建主义或变相的封建主义对人的压迫进行了绝不妥协的斗争。

从“立人”出发,鲁迅又终其一生追求着自身的独立个性和思想自由,也就是个性主义。但在鲁迅的时代以及中国的一贯的观念里看,“个性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仅仅指出鲁迅“尊重和保护自己这个战士的力量和地位,也要尊重和保护自己这个战士的尊严与荣誉”这一事实,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的最大歪曲。据说这是把鲁迅描绘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维护个人利益、地位、尊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这种反常的心理在我国盛行多年,反倒成了“常理”了。但在鲁迅看来,既然要立人,当然就要维护人的正当权益、地位、尊严,自然也包括自己的正当权益、地位、尊严。在鲁迅的思想中,虽然有着“自我牺牲”的因素——这是他受进化论的影响以及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也是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是与他的“幼者、弱者、下者本位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但鲁迅拒绝无条件的牺牲以至泯灭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就如钱理群说的,“他没有因为片面强调为国家、民族、社会及后代牺牲,而根本泯灭了自己的个性,走想变相的新奴隶主义” 。鲁迅的牺牲,是有限度的,而且有对象的,那就是广大的中国人民,而不是少数谋私利者。对于那些为了谋取私利而利用鲁迅或其他真正的改革者的“自我牺牲”的人和行为,鲁迅是极其敏感的,总是毫不犹豫的做出最猛烈的反击。在《牺牲谟》里,鲁迅对那借着“同志”、“牺牲”的名义,要穷尽余力地剥夺“我”的一切,甚至连最后一条“裤子”也要夺去的人与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攻击。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很自觉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个性和人格。在他的一生中,虽然真心支持革命,但又自觉地与各政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为某一集团某一政党所专用。而一旦他发觉那些所谓的“革命者”借“革命”之名来贩卖自己私货,甚至使用残暴的手段来压迫人民的时候,鲁迅总是毫不妥协地进行抗争。在“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就彻底与国民党决裂了;之前他与国民党之间也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而在著名的“两个口号”之争的事件以及与周扬的论战中,鲁迅更是异常敏感地觉察到,徐懋庸等人接着“革命”的名义与政府的权力来压迫进步知识分子,限制人们思想自由,动辄加之以“莫须有”之罪名,甚至威胁要“实际解决”,以此来牟取个人私利的“新奴隶主义”本质。他指出徐懋庸等“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说 “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对于这种打着“革命”的旗帜来行“新奴隶主义”的行径,鲁迅是看得非常透彻而且非常警惕的,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为“奴隶总管”,他们的“新奴隶主义”也是封建主义的变种。

鲁迅是一个人间的挚爱者,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洞察一切的眼光使他能“从天上看见深渊”;而他坚定的“立人”理念与执着的自由精神、独特的个性,使他成为了一名不屈的反封建斗士。鲁迅的精神是伟大的,他所奠定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和现代文化,不仅启蒙了当时的人们,而且在今天,它依然烛照着人们,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指引着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当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正确的思想依据和强大了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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